陶丽群:潮湿的心(散文)

潮湿的心(节选)

◎ 陶丽群(壮族)

 

雨开始从村东头下起,把聚在那儿的看家狗们往村西头赶。狗们夹着尾巴,狼狈逃窜,一路撵着鸡,整条从村东头往村西头的村道便鸡飞狗跳起来,腾起半人高的尘烟。对于雨,人比狗淡定得多。什么季节,季节里的哪天会有雨水,人知道得清清楚楚,像是祖祖辈辈定下烂熟于心的规矩。人有条不紊地做着一切防雨的准备,把晾在屋后的衣裳收进来,刚劈好的柴火搬进厨房里,整整齐齐码在火灶边,然后瞧一眼烟囱——覆盖在烟囱上方以防雨水落进去的毛毡有些年头了,早就应该换上更结实的。这东西往往在雨天才被想起,人毕竟比不得狗,整天无所事事闲逛在村东头,人有很多比换毛毡更重要的事情做,烟囱盖不盖毛毡毕竟影响不到晚饭,而人忙活的每一件事情,都和填饱肚子有关。


我漫不经心瞧一眼从村东头而来的雨水,我的家在村西头,雨来得要迟一些。我走到后院,看看有什么需要收进屋里。这一瞧我才发现,我把日子过得多么马虎。腌干的萝卜丝早就该放进罐子里封口了,如今它们还吊在屋檐下,被返潮的空气沤得发软,爬满斑斑点点的淡蓝色霉迹。我记得有天傍晚,我刚洗干净罐子,突然听到一串响炮,我的手一抖,罐子从手上失落,摔个粉碎。那是深冬一个阴沉有雨的傍晚,又有一个人熬不过冬天了。每年进入冬天后,总会有些已经过了很多个冬天的生命,永远停留在某一个冬天里——春天已经无法给那些枯槁的生命带来活力,他们只好把生命永远地停留在冬天里了。萝卜丝是秋天收获的萝卜做的,如今已是春分,我在即将到来的六月梅雨季里,再也无法吃到萝卜丝熬的粥了。一串冬天挂起来的蒜头种子,在年后本该种到地里的,我实在想不出它们为什么还在那儿。大概有两斤重的南瓜子,摊开晾晒在一张塑料布上,已经被老鼠糟蹋得不成样子。秋天穿的一件旧毛衫挂在一根打在墙上的钉子上,被钉子戳出一个洞……我的目光一一跳跃过这些物件,像跳跃过我漏洞百出的日子。我转身回屋,已经听到雨滴敲打在邻居家屋顶的声音了,很快,雨便落到了我家盖着石棉瓦的屋顶上——我再也无暇顾及那串蒜头种子和南瓜子,以及那件温暖过我很多个寒冷日子的旧毛衫,那些被我遗忘的物件,很有可能,也会像我忘掉某些日子那样,被我永远忘掉了。雨很大,像很多人在我的头顶上方急促赶路。我家屋顶上盖的是石棉瓦——在我十九岁离家之前,一直盖这种瓦。这种用石棉纤维和水泥制成的瓦片,很多人家只用来搭盖厨房和牲口棚屋——雨下得大而持久时,劣质的石棉瓦便会被雨水慢慢渗透,人呆在屋里,仰面朝天,能感受到有细如牛毛的雨丝飘到脸上,落在屋里的一切物件上。我无处可逃,摆出瓶瓶罐罐,接那些漏得比较大的雨水。十九岁之前,我在自己的家里淋了一场又一场雨。


其实早在两天前,我就知道要下雨了,我家后院用水泥打夯的一小块地面,在晴天里变得潮乎乎的,像被器物压很久后突然挪开的地方,几只癞蛤蟆鼓着肚皮舒适地趴在那儿,肚皮紧紧贴住潮湿的地方。我便知道近日将会有雨水,潮得越厉害,雨就越大越久。村里有很多晴雨表,突然返潮的水泥地面,突然多起来的蚊子,突然跑进屋里的癞蛤蟆,都比电视上的天气预报准确得多。


雨下到半夜,我家里的所有物件摸起来都是一股生涩的潮湿,桌椅,碗筷,囤粮食的瓮子,衣物,蚊帐,被子。我躺在被子下,听着屋外倾泻而下的雨声,潮湿的枕被让我难以成眠。我年轻的躯体成为一床暖乎乎的被子,而被子成为一个冷冰冰的人,我用热乎乎的血肉和骨头温暖被子,仿佛它才是需要温暖的人。那时候我的骨肉多么结实,我以为她可以抵抗一场又一场雨水。我在黑暗中抚摸自己潮湿的脸和四肢,在倦意袭来时,拥着泛潮的被子沉沉睡去。


三十岁后,每逢要下雨,我的膝盖关节、腰椎和肩膀便成了晴雨表,它们以疼痛的方式告诉我一场又一场即将而来的雨水。年轻时渗透进我骨头里的雨水,我以为我走过那么多的路,流过那么多汗水和泪水,它们也该流干了。它们和时光变成一种岁月,慢慢渗透进我的生命里,在我的骨肉里疼痛。我忘记了它们,它们没忘记我。


每个季节更替,或者每个节气的变更,似乎都在雨水里进行。一场雨水下来,单衣换上夹衣,短袖变成长袖,那个季节就滑过去了。和人一样,人的一生发生改变的那些时刻,往往伴随风雨。我离家那天,也下着雨。石棉瓦梢变成一个个水龙头,那天的雨真大啊,整整下了一夜,家里的地面变得又潮又滑。雨来的时候,我们家柴火已经提前搬进厨房里码好,但柴火依然如我们床上的被服一样,摸过去有一股阴凉的潮湿。母亲天还没亮就起来,侍弄了半天,火灶只冒出一股熏人的烟火,连引火的稻草也返潮了。潮湿的空气夹杂呛人的烟味,我们全家人都被熏得泪眼汪汪的。母亲终于放弃给我做个蛋炒饭的念头,我空着肚子上路了。我记得那是八月末,雨水渐渐多起来,秋雨开始降临我们的村子。我刚师范毕业,要赶在9月1日那天到离家三百多公里的外县一所乡下学校报到。通往外县的班车每天一次,从百色出发,大概在九点半到十点之间途经我们县。没有更多的时间让我等雨稍微小一点再上路,它们好像要以滂沱的大势给即将踏上谋生之路的我一点警示或者忠告。母亲戴上草帽和雨衣,挑一担大概五十斤左右的大米。她用内里有一层塑料薄膜的化肥袋子装大米,以防大米被雨水淋湿。我几乎要和她吵起来,告诉她这样远的路程,这样大的雨水,这些米在路上会成为我的累赘。但她反反复复固执地说,外地人生地不熟,什么也没有,这米好歹能保证我有口饭吃。她大概把家以外的地方当成一片荒无人烟的凶险之地。她不知道她极力避免让我吃的苦,最后生活都让我一一吃了一遍。


从村东头出去的村道在雨水里变得泥泞不堪,我背着鼓囊囊的牛仔布袋——那个年代最流行的背包,里头装着我学生时代穿的衣物鞋袜,一套被套以及母亲给的一个护身符。她千叮咛万嘱咐,这个护身符无论何时都要带在身边。两根手指那样细长的小布袋,她用一根鲜艳的红绳子系着。后来,在我一次翻山涉水去家访时,护身符被汗水濡湿,贴在身上很不舒服,我从脖子上解开放进裤袋里,不慎遗失在异乡的荒山野岭间。


风吹雨斜,我和母亲站在路边等车,身上披挂的防雨布基本没能遮掩什么,一不小心,风便把一阵密集的雨水猛烈吹打在我们不小心露在外头的衣裤上。母亲不断变换担子的方向,试图找一个更好的角度让雨水少淋些。入秋了,秋季的稻谷还没收割,已经开始变得冰凉的雨水夹杂氤氲的稻香。可惜了,没能吃上晚稻,晚稻的米要好吃得多。母亲一连说好几次,对于迟迟不来的班车,她更关心我是不是能吃上饭。今早等不着明早再等。她又说。她打着赤脚,深蓝的裤腿卷到膝盖上,披挂在身上的防雨布垂到她黑褐色的小腿肚。踩在路边污泥里的赤脚,这双脚没好好穿过鞋子——除了晚上洗脚和赶集,村庄人的脚一年四季都踩在田地的污泥里,它们和黄褐色的污泥一个颜色。母亲那双脚每根指头都分得很开,稳妥地陷在污泥里。肩膀上的担子再重,我也极少见她摔倒。她经历了那么多场雨水,在一场又一场雨水里赶路,插秧,收割,收拾家务,养育儿女,她早就练就了在湿滑的污泥里如何保持平衡,才不至于使自己失重。


班车终于在愈来愈紧的风雨里来了,我朝班车伸出手臂,车犹犹豫豫停下,并没打开车门。售票的是个长头发的漂亮姑娘,很审慎地隔窗问我们要去哪里,我连说了三次,她才打开车门——从未有人在这段路上车,去往那个遥远的边陲小县城。车上人很挤,母亲慌里慌张帮我把米袋搬到车上,两袋米垒在一起,一路上成为我湿漉漉的座位。


车门很快关上了,车缓缓往前行走,我看见母亲在大雨里跟随车快步走了几步,她举起一只手,想做一个电视里常见的再见手势,但她的手只是很拘谨地举到腰间,在那里摇了两摇,然后放下了。显然她并不习惯这样的告别方式,然而她不得不告别。人的一生都在和各种各样的人和事告别,直至最终告别自己的生命。她追着班车说了些什么,我看见她的嘴唇动了动,但大雨把那些话打湿了,话落到泥地上,我无法听见。那年母亲刚好四十岁,她的长女已经离开前往人生地不熟的异地去谋生了,我们在一场大雨里告别,我在一场大雨里开始走进成人的世界里。而今天我依然孑然一身,母亲已经是六十出头,我和她又经历了更多的雨水。


后来我才知道,天上落下来的雨水,它们打湿了我们身体发肤。而人生里还有另外一场又一场雨水,不管你身在何处,你都无从躲避。它们不仅打湿你的身体发肤,还会渗进你的皮肉,一年又一年打湿你的心。


那年我十九岁,一个人前往学校后边的深山里动员一个女学生回校。作为代课老师,我一个月的工资才一百九十二块,被学校扣押着,必须要把这个学生动员回校才能领取。这个地方刷新了我对恶劣环境的认识。我们家在县城郊区,平展的稻田一直延绵到天际。对于山的认识是在书里,印刷在白纸页上黑黝黝的山看起来有几分神秘,据说山上有熊和羽毛鲜艳的野鸡,有很多漂亮的野花和鲜香的野果。在我十九岁之前,我一直活在我们村里,因此物产丰富的山对我有极为强烈的吸引力。


这里的山没有熊和野鸡,鲜花和野果更像传说,遍地只有嶙峋的石头和见缝插针种下去的瘦弱玉米。那是深秋一个周日,秋季开学不久,我走上学校背面那座山的山道。山民总是用手一摇:不远的,翻过山就到,那个叫北大的村子。我不知道那村子为什么叫北大,天下人都知道只有帝都王城才有名满天下的北大。通往北大的山道几乎围绕整座庞大的山一圈,起起落落,若隐若现。山里深秋早晨雾大得能藏人,过了午后依然连片弥漫,你无法看清是否有阳光,到处是一片梦一样浮动的白。我一路走一路摇着手里的钥匙串,差点儿和迎面而来的山民撞了脸。


我走了整整三个小时四十分钟才到,这个冠名北大的只有十二户人家的弹丸之村,掩映在几篼硕大的芭蕉丛中,每一户分得很开。十四岁的女学生在家门口像个妇人那样剁猪草,看见我出现在雾里,慌里慌张往身后的门洞喊妈,自己也飞奔进了门洞里。那是座木头搭建起来的吊脚楼,两侧已经倾斜的木板墙用几根粗大的木头顶着,当作墙壁的木板长短不一,围成一排上不遮顶的墙壁,墙壁和屋顶突兀出一大截空荡荡的空隙,白雾一团团涌进那一大截空荡里,冬天的寒风夏季的暴雨,估计也会涌进去落到屋里的。我记得看见那些白雾飘进屋顶下的空隙时,我打了一个很大的激灵。女学生扶着她妈妈出现在黑洞洞的门口,居然是个长相有点像王祖贤的妇人,一根粗大的辫子毛茸茸垂在胸前,笑起来时露出两个深深的酒窝。她的额头有一块暗黑色的还没痊愈的擦伤,而这并不破坏她姣好的容貌。


她们把我让进黑咕隆咚的屋里,从门背后拖出几条板凳,我的手抚过板凳,摸到一股熟悉而涩手的潮湿。


女学生扶着她妈妈坐下——十几天前,妈妈上山砍柴时踏空摔伤了,估计是骨折。她们用嫩芭蕉叶捣碎后放在火上烤,趁热敷到伤处。我问这样有效吗?她们笑笑。似乎是一种聊以自慰的治疗方式。女学生的父亲在她很小时外出务工意外离世,妈妈后来又找了一个人,这人没过半年就走了。我不是女学生的班主任,对她了解不多,印象最深刻的是她总是羞涩地笑,英语很差。女学生用竹篾盛来煮洋芋招呼我,她妈妈说家里的大米吃完了,稻谷得挑到镇上去碾,如今腿伤着,娃也挑不动……那天我没和女学生的妈妈说回校上课的事情。雾一直没散去,是个阴沉的天,到了下午雾越发大起来,晒台上的木板被濡湿了,晾衣竿的底端有一排低低的水珠悬挂。到了这个时候,我知道太阳再也不会出来了。我们坐在四处漏风的房子里,聊山里的生活,每年只能种一季稻子,因为日晒不足和缺水,玉米种得不多,总是遭老鼠祸害,芋头还可以,卖不了,人人都种的。我说我的家乡能种两季节水稻,猪鸡鸭狗都吃大米,平原地区的风雨比山里的大得多,迎面的风能把人吹走,大概是山里的高山草木把风雨挡住了……


“我们那里建房子都是砖头,很结实。”我说,没说到我家盖石棉瓦的屋顶。我觉得在她们眼里,一个老师的家不应该是无法遮蔽风雨的,这会让人绝望。


我们聊着天,屋子里的雾气越来越呛鼻。四处渗透雾气的破房子和发潮凝滞的空气,使我突然恍惚起来,仿佛又回到下雨天家里湿漉漉的屋子里。我翻山越岭,努力逃离,我以为我走得足够远了,能把家乡的雨水遥远地留在身后,到达一个它再也无法触及的地方。我以为我已经躲开了湿漉漉那庞大的阴影,它却在另外的地方和我相遇了——它跟随我到了这里,变成潮湿而呛人的雾气,瓢泼在我心里。


回到学校后,我把情况和女学生的班主任说了。班主任是本地人,老婆和孩子也在学校后面的深山里,也许比女学生的家更遥远,淹没在另外一场更大的浓雾里。班主任摆摆手——他摆摆手,什么也没说。也许他想说点什么——我想他怎么可能会连一句话也没有?他可是班主任,但他确实什么也没说,他只是摆摆手。


我为什么会以为他该做点什么呢?我不是也什么都没做吗?


晚上,我在宿舍里又闻到呛人的气味。夜晚,山上的雾气终于抵达山脚,天地被大雾笼罩了。在这片山里,没有什么能躲得过这场浓重的雾,譬如我无法躲避过去的一场场雨水。我擎着一支蜡烛,到屋外去收回晾晒在外面的布鞋,蜡烛被水气饱满的浓雾扑灭了,落在脸上的雾使人有被蚂蚁咬的感觉——屋外的雾比夜晚的黑还要浓稠。我站在雾气黏稠的黑夜望向宿舍门口,淡淡的灯光从屋门照射出来,我看见雾袅袅地飘进门里,在房间弥漫开来,落在我悬挂的几件衣物和蚊帐上,以及我充满房间的无以言诉的惆怅。


那天夜里,我的梦被一场浓雾纠缠,一栋四处豁开的木楼若隐若现悬浮在浓雾中,突然浓雾散去,我又在家里,屋外的滂沱大雨扑打在石棉瓦屋顶上,雨水渗透过被雨水泡软的石棉瓦,淋湿了我正在做的梦。我一会儿走在雾中,一会儿淋在雨里,四处奔跑想找一处可以躲避雨水的地方,终于疲惫不堪地醒来。我在黑暗中喘着气,拥紧被子,像黑暗中潜伏着什么危险的东西,我知道它们弥漫在我的房间里,那些从门缝和不太结实的玻璃窗钻进来的雾。靠近山脚下的宿舍外一片寂静,我听见窗口外的芭蕉叶子上有水珠滴落的声音,很响亮地打破夜的沉寂,像要叫一个人从噩梦中醒来。


我盼望第二天能来一场阳光或一场大风,驱散这场令万物潮湿和迷失的大雾。

 

然而一场更大的雾来了。第二天我刚起床打开门,听见很多脚步在浓雾里奔跑,一场喧闹在雾中传来,很快听到噩耗。我跑下宿舍台阶时,差点被湿漉漉的地面滑了一跤。我快速穿过浓雾,向喧哗的地方跑去。几个老师正在学校的桥头,把浸泡在桥下河里的女学生的班主任抬上来,人已没了气息,半蛇皮袋大米也被打捞上来了,在桥面上湿淋淋地淌着水。那是座没有栏杆的水泥桥,横跨一条三米来宽的清浅小河,连接学校和小镇。师生们每天通过这座简易的桥去镇上购买生活用品。有月亮的晚上,我也会来桥边站一站,桥下的流水清浅得无法盛一个圆满的月亮,摇摇晃晃地来一个波纹,月亮便碎了。人和老鼠有时也会在桥上遭遇,老鼠掉头通的一声跳进河里——它熟悉这条河,根本不担心河里的水会淹死它。但如今它却淹死了人。女学生的班主任额头有一个烂糟糟的伤口,被水浸泡得发白。老师们说他肯定是在桥上滑了一跤,跌下桥时额头撞在河下的石头上,人被撞晕了,又朝下趴在水里,导致窒息而死。我们望着桥面,企图寻找他留在这世上最后的脚印,然而桥面只是一片湿滑。夜里那场雾太大了,落在地上一层又一层,像一个阴谋一样覆盖住一切事实。


我们把女学生的班主任抬进了他的宿舍,连同那袋湿淋淋的大米。雾始终没散去,我们沉默不语坐着。直到中午,班主任的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匆匆出现在浓雾弥漫的桥头。


他们通过桥头时,会有什么感应吗?雾会不会告诉他们一些什么?


班主任的妻子讷讷地从上到下抚摸湿淋淋的丈夫,仿佛他生命的元气藏在他身上某一处,她要把它找出来,让丈夫重新活过来。


“他昨晚大半夜才回到家,拿了米就走了,”妻子说,悲伤还没来到她的身上,她一定觉得眼前的一切像这场雾一样虚幻。“米都是我拿来的,每月都是我送来的,他半夜回家拿米干什么,这个赶命的。”说到命,她恢复了真实的知觉,搂着两个孩子号啕起来。


可是命已经没了。除了我,没人知道班主任为什么大半夜回家拿米。我望着门外的大雾,我该不该说,又该怎么说,这是谁的错?这场雾让天地万物都变得混沌了。我蹲下来,轻轻扶住班主任妻子的胳膊。我摸到了雾,它们使她硬挺的蓝靛袖子软耷耷挂在胳膊上,她温暖的体温透过袖子传到我的掌心里。一场比浓雾更大的悲伤迅速填满了我的胸口。我记起他一语不发地对我摆摆手,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摆手意味着什么,现在看起来,真像他未卜先知的告别。他一定经历过很多山里的雾,譬如我在家里经历过无数场大大小小的雨水。他在雾里行走了那么多年,最终也没能走出一场雾,永远迷失在中年的一场雾里了。


他泡在水里的面孔湿润干净,额头上的伤口也被清水洗干净了,他安详而静默,也许他觉得完成了一件挂心的事情了。


我再也没去桥上站过,皓月当空,那桥空寂地横在那里,而我落寂地站在台阶上透过皎洁的月色凝望它。每次踏上那座桥,我都放轻脚步,害怕打扰一个沉睡的灵魂。一年半后,我离开了那座学校,走时是放暑假。太阳很早就出来了,博大的光明照耀山里的每一个生灵。一个光阴灿烂的季节。没有太多的行囊,而我步履沉重。在山里一年多,我经历了为数不多的几场雾,它们和光阴一样,沉甸甸地叠加在我的肉身和生命里。站在桥上,我的心已经几欲滴水般潮湿。


二十七岁时,我在一座小城市里有了一个再也不怕雨水和浓雾的坚固房子。房子在六楼上,是一栋不算大的建筑中的一户。左邻右舍没什么往来,关起门来安安静静过日子,楼道里终日静悄悄的,照射进楼梯的阳光明了又暗,光阴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如水流逝。我喜欢这样的安静和平淡,我喜欢人与人之间有些淡淡的距离。我一点一点地装修房子,墙壁,地板,卫生间。门和窗一定要用最结实的材质,它们能将我安稳地保护在雨水和尘雾之外。


我希望在我的房子里忘掉经历过的一场场雨水和尘雾,我希望我能活得轻松一点。


就在我好不容积攒下一笔门窗费时,母亲给我打来电话,说她的妹妹,我的姑姑要来(我父亲是入赘,因此我把母亲的父母叫爷爷奶奶,母亲的妹妹变成姑姑)。


“不要理她,各人的日子各人过。”母亲最后强调。


我在两天后的黄昏接到了坐七个小时长途车才到的姑姑。自从来到这个外县,我有差不多五年没见她了,她衰老得让我难以置信。她实际上只比我大十来岁。我把她接到我窄小的宿舍里,她看了一眼我拥挤的住处,眼泪一下子流下来。她絮絮叨叨地说姑丈得了肝硬化腹水,没钱了,实在没钱了,能借的都借了,家里的亲亲戚戚,只有我一个人在外头领工资。她没说要和我借钱,大概她看到了我鸽子笼般阴暗而潮湿的宿舍,她不知道我正在装修房子。她只是哭,仿佛她内心正在下一场暴雨,雨水从她的双眼流出来。


我煮了鸡蛋面条当作我们的晚饭,我们还没吃完,母亲的电话又打来了,很严厉地警告我不要借钱给姑姑,要享我的福也得她先享。她絮絮叨叨,她的父母一向偏心姑姑,从未对她有半点体恤,让她吃尽了苦头。我突然就朝母亲大声嚷起来,然后挂了电话,我哭了——我记起老家里渗水的石棉瓦屋顶,那些下雨的夜晚,我被潮湿的被子弄醒一次又一次。我总是想着攒一笔钱寄回家,给家里换上更坚固的瓦片,却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如愿。好几年没回家,我不知道家里是否还盖着石棉瓦。我记起山里一场场混沌的大雾,走在雾中,它们总是濡湿我的面目和心事,它们钻进我的门窗,漂浮在我的梦中,把那段日子也打湿了。也记起那座桥,在一场浓雾中酿造了一场难以忘怀的悲剧。如今,我认为能为我遮挡风雨的家门窗还依然洞开……


我也想起了在我九岁到十岁半那一年半时间,母亲因为和父亲吵架,很唐突地离家出走,而父亲整日酗酒,我和尚未上学的弟弟几乎沦为孤儿。已经出嫁的姑姑在过节时,总是骑着自行车给我和弟弟送来过节的吃食,有时是糍粑,有时是发糕,有时是两只喷香的鸭腿。热气腾腾地包在芭蕉叶子里。每到过节时,我便带着弟弟来到水利桥头,等待骑自行车的姑姑朝我们飞奔而来。母亲不知道这些,也不知道这些在我生命里的意义。


那天傍晚,我在宿舍外流了很久的泪。暮色四合时,我看见一弯浅月悬挂在城市的上空,远远地传来孩子们的打闹声和街上的喧嚣声,而我却仿佛置身旷野的暴风雨中,我张皇四顾,旷野无遮无拦……


第二天,我把门窗的装修费给了姑姑,她急匆匆上了班车,仿佛她身后有一场风雨在追着。我站在车下,她隔着窗户又对我流泪,抹泪的细瘦手腕让我想起她骑着自行车风风火火朝我和弟弟奔来的模样——那时候姑姑多么年轻,饱满的乳房像一团火在她的胸口荡漾。她总是迫不及待地剥开芭蕉叶让我和弟弟吃各种各样的节日糯米,好像等在晚风中的我们已经饿了很久。我朝她挥挥手——我希望能尽快送走这一段岁月,不管姑父的病如何。病和命运是相连的,关于命运笼罩着的事情,我们无能为力,我们无法拒绝人生里注定的一场又一场悲伤。


姑姑在秋天走,我在春天第一场雨水来临前,住进了坚固的房子里。我在房门上贴了一张守门神,以为从此以后至少可以不再担心有风雨的夜晚,无论它们如何肆虐,它们再也惊扰不到我沉睡中的梦。然而另一场梦却来到我夜晚的睡眠里,我总是梦见风雨飘摇中的老家,那些石棉瓦屋顶不翼而飞了,只剩下几面光秃秃的墙壁。雨水从黑沉沉的夜空中,直接猛烈扑打到我沉睡中的脸上。还有一场场缥缈的大雾把我的睡眠撕扯得七零八落的,我在雾中奔跑,雾一场接着一场,整个世界模糊不清,我怎么也跑不出,怎么也找不到通往光亮的路口。忽然来到一座桥上,摔了一跤——梦就醒了。我像个窒息的人,捂着快要跳出胸口的心脏大口喘气。我在黑暗中慌张抚摸身上,被子,枕头,抚摸床头的水泥墙壁,碰到柔软温暖的被子和坚固的墙壁,我慌乱的心跳才渐渐平稳下来。


我在坚固的房子里,稳妥地操劳我的一日三餐,虔诚度过一年四季。夜晚,我锁好门窗,把白天走过的路和做过的事情仔细想一遍。我常常会发现我每天总会遗漏一些事情没做完。早就该去看望的一个曾经帮助过自己的老人还没去看望。今天在路上看见一个人,很面熟,但怎么都想不起他是谁。我的颈椎已经疼痛了一段日子,它时常会让我突然两眼一黑,得好一阵子才能慢慢看清眼前的水杯,我早就应该去拍个片子,看它们正在承受什么样的折磨。这些我都无暇顾及。其实一整天我也没干成什么大事,有时候我花整整一个早上擦洗抽油烟机,小半天整理杂物房。到了下午,忽然来一阵风,扑打房间的窗户,我看见窗帘被掀开了,便走到窗户边,想把窗户关得更稳妥。我往窗外一望,楼下有个刚学会奔跑的小孩正追着一股小旋风跑,跑过花坛,水池,拐过楼角,小旋风把他引进了楼的背面,小孩不见了。一会儿从楼的一端却跑出来一个半大孩子,手里举着一只鲜艳而硕大的风筝。我一时愣在那里,不知道这是真实还是幻觉。或许我看不见的楼那边有一帮孩子在玩耍,跑出来的那孩子不是跑进去的小孩?余下的小半天,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我在恍惚里迎来一阵更紧的风,然后是一场不大的雨,这一天便过去了。你看,我什么也没干成。没干成一件心安理得的事情,也没干成问心有愧的事情。我把白天的事情想了个遍,带着一些遗憾和落寞沉入睡眠了。我觉得这一天所做的事情不足以让我拥有一场好梦,噩梦也不该来惊扰我。


......


刊于《民族文学》2018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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