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金莲:我的姑姑纳兰花(小说)

我的姑姑纳兰花

◎ 马金莲(回族)

1

 

父亲声音沉缓,好像他此刻蹲伏在深水里,声音在水底经历了极为艰难的跋涉,才穿透而上,带着湿淋淋的阴冷。

听得出来,他在很费力地克制自己。

你姑姑完了。他说。

我从办公椅上站起,左手捏着手机,右手端起速溶咖啡。慢慢地吸,噙了一大口,等绵柔丝滑的液体把整个口腔完全充满了,撑出一丝胀乎乎的痛意,才缓缓下咽。味觉细胞大面积苏醒,一股苦涩开始满口腔弥漫。

我噙着苦涩走到窗前站定。久坐之后起身活动几步,同时极目远眺,让长时间盯着电脑的双目在远视中得到短暂调节,这是市政大楼上流行的护眼技巧。

向远处看,对面的商业大厦在做外墙清洁,保洁员像蜘蛛侠一样把自己挂在半空中,在晃晃悠悠中保持着一种平衡,并在那艰难的瞬间平衡中捕捉着适合自己的劳作方式。

没有任何缘由,我忽然想到了小时候的寒冬。

清晨起来,玻璃上有一层美丽泛白的霜花,我喜欢光着脚丫子趴在窗前玩霜花,指甲在玻璃上刮,刮出一串又一串艰涩清冷的声响。

自杀的,割手腕子的刀片就泡在枕头跟前的血里。

可能,父亲在等我说话,表达忽然接到噩耗的惊讶,愤慨,或者悲痛。

但是我没有吭声。

他忍不住了。他就主动说起来。

父亲在电话里的嗓音很像那种刮玻璃的声音。

我哪个姑姑?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问。

我很冷静。

同时再次抬头看窗外。

西部少雨多风,春季连续几场沙尘暴,所有的建筑物都变得灰头土脸,这家大厦的外墙是淡蓝色玻璃,尘土落上去就很难自己脱落,整整一个晚春和之后的长夏,到眼前的晚秋,我每天只要站在窗前就会面对那些蒙尘的淡蓝色玻璃。尘土灰苍苍的,春天的时候有些淡淡的土黄,夏天的盛阳暴晒下,总是反射出大片大片的苍白,几场暴雨疾驰而过,尘土被冲刷得一道道,一溜溜,像遭受一次次蹂躏的女子面上滑落的泪水,泪水干了,泪痕还残留着,就这样,玻璃幕墙的精神面貌一天不如一天,给人感觉整座大厦都陈旧了,连大厦里进进出出的那些人群也都有了沧桑的味道。

不知是大厦要搞多少周年的庆典活动,还是换了老总,他们终于记起来给大楼做外墙清洁了。随着蜘蛛侠们不停地擦拭,灰乎乎的玻璃幕墙一片片泛出大片的清亮来。自从注意到他们在做保洁,我就忍不住过一会儿看一下,似乎不远远地看一眼,我这心里就不踏实。

此刻看着那些系着绳子的蜘蛛侠像跳荡在五线谱上的小音符一样上下左右活动,我的心在忐忑中一点点获得了平静,我静静地望着他们,那些远看像一个个黑点的人,我不知道该怜悯他们,还是敬佩?可以想象每一个人的身后都有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亲人,都有需要他挣钱去养活的嘴巴。

今天进度不错,十六楼靠右的那片玻璃全部清洁出来了,站在我这方位看,就像一个脏脸的淘气孩子被人用湿毛巾在右边脸蛋上狠狠擦了一把,露出了雪白娇嫩的肌肤。而那忽然露出来的清新,让人觉得有点难以适应。

我有五个姑姑。我不知道父亲指的是哪一个。

兰花子。

父亲说。

我深情地看着对面。

目光被一根绳子牵引,随着绳子的下降一点点拉紧,绷直,停在半空中。我有些费力地想这栋楼最初的模样。准确点说,不是它刚盖起来出现在固城人眼里的模样,那个时候我还在一座南方城市念书,我需要想起的,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站在这座固城人眼里的地标性建筑脚下时仰望它的第一印象。

脑子里有种混沌粘稠的东西在涌动,想不起来。

自从这个春天开始,我的记性明显不如从前。难道是更年期提前了?提前了五六年?我咨询过学医的同学,她的答复是,她被我逗笑了,在电话里笑得哗啦啦响,要是这一刻在眼前,我肯定能看到她一副花枝乱颤的情景。离得远,我在老家固城,她在南京,自然看不到。正是这遥远的距离,让我愿意毫无隐瞒地第一时间向她发出询问,把自己的身体现状和担忧都端出来捧给她。而她,也愿意在据说是昏天黑地的忙碌中抽出时间听我的一大堆絮叨,还耐着性子解释好半天。

距离真是奇妙的东西,它能让一些可能性不大的事和物变成可能。比如我和南京同学的友谊,正是因为太远,我们可以抛开好多顾虑,进行坦诚交流,我甚至用半撒娇半忧虑的语气告诉她,我三个月没来好事了,自己买验孕试纸测过,没怀孕,那是不是妇科上出毛病了。接下来我们详细地探讨了女人四十岁以后的生理变化和需要注意的事项。她的态度是乐观的,鼓励我不要胡思乱想,保持乐观向上的心态,该享受享受,该做的美容美体等,都赶紧做起来,不要省钱,要懂得享受,更要懂得疼爱自己。

女人,一定要自己疼惜自己,不要指望男人能疼你。她说。

我知道了,我的姑姑纳兰花,她用一个刀片割破了自己手腕上的血管,自杀了,她的血流出来,浸透了那个割破脉管的刀片。那是什么样的刀片,姑父张大为刮胡须的,还是姑姑自己专为自杀而买的。死后还枕着枕头,说明姑姑最后走得比较从容。这符合她的性格,就算是死后,她也不愿让人看到一丝一毫的凌乱和潦草。临走她肯定清洗了家里所有的被褥,清洗了一大一小两根拖把,把地板擦得干干净净,能照出人影来,她还把家里所有的卫生死角都做了清理,包括洗衣机转筒里纳藏的污垢,洗面盆下面的管子,马桶里里外外,洗澡的莲蓬头,各屋开灯的开关贴,吸油烟机的油槽,煤气灶头的网状罩子,冰箱和电视上的蕾丝花边苫巾,沙发护垫……

我一样一样想象着姑姑家里那些日常用品,似乎我就站在它们眼前,能看到它们一件一件地轮流在我眼前闪现,它们有的是很早就进入那个家庭,有的是后来置办的,有些是我熟悉的,有些是我从来都没有见过的。

姑姑逛街的时候喜欢买小东西,家常日子里用得上的小家具小物件,不值大钱,但买回来却能为生活增添不同的氛围和情趣。

有一年小卖部里到处都是叠风铃的各色彩纸,姑姑便买回来叠风铃,很快她家各屋子分别挂上了颜色形状不一的风铃,还给不少亲戚家送了。

后来兴起十字绣,她放学回家做完家务就埋头绣十字绣,她家客厅里那帧巨幅作品《国色天香》就是她的手笔,整整地绣了一年零四个月才完成。主卧室里的《八骏图》也很不错。

后来十字绣没那么火热了,县城又开始盛行用珠串编制手工艺品,她家茶几和餐桌上很快出现了手编的纸巾盒,博古架最下端那个格子里摆出一个纯白花瓶,瓶口插了七枝玫瑰,造型雅致,优美,很有艺术品位,猛一看谁都以为是瓷器,走近细看,才会发现从瓶体到玫瑰的枝干到每一片花瓣,甚至连衬托花朵的绿色叶片也都是圆圆的彩珠编缀串联而成的。

几乎所有的小摆件、小物品,只要被姑姑看到,能买得起的她会买回来,买不起的,或者说自己能做出来的,她就变着法儿地做出来。

这样的热爱,从她女儿时代住过的乡村学校的小宿舍,到嫁进县城居住的单元楼,一直持续着。随着搬家,有些最初的禁不起时间浸染的小物件被淘汰了,有些跟随她进入新家,她同时又不断地新添着精致的摆件,给人感觉只要是她居住的地方,不管大小,不管在哪,都是一个温馨而很有别样味道的精致环境,让人觉得身在其中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

姑姑总是让全家环境,包括那些不同材质和造型的小物件,保持着足够的洁净和亮度。这个我最清楚了。就算她现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是我知道,她的家里肯定依旧保持着惯有的整齐和洁净。

这符合姑姑的性格。

父亲说她用刀片割腕,刀片在枕头边的血里,我已经能想象她死后的第一场景了。她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穿戴得整整齐齐,平躺在床上,然后用左手捏刀,缓缓割开了右手的脉管,最后枕着自己的枕头一点点聆听血液滑出脉管滴答在枕边的声音。就在这忧伤的声音里,她安静地看着自己的生命之丝一点一点抽尽。

对面的蜘蛛侠在不停地活动,腰间的保险绳随着动作时而绷紧时而松弛。他们像跳舞一样左右前后动荡着。挂在后背上长长的绳子像他们身体里吐出的丝绳,牵绊捆绑着他们。

其实姑姑这辈子多么像一个拖缀着蛛网的蜘蛛,她苦苦地挣扎,无时不在努力,想摆脱绳子的捆绑,她没成功,她就这样走了,不不,她其实成功了,如果这样的死,能算得上一种摆脱,一种解放,一种自由,那么,我相信我的姑姑纳兰花她终于成功了,她获得了珍贵的自由。

其实这样的结果,父亲一开口我就猜到了。五个姑姑中,最有自杀可能的,只有她。只能是她。

泪水终于滑落,这种受泪腺控制的液体,它在我的身体里蓄积得太久了,一旦决堤,就再也不愿受到控制,它们肆意地奔涌。

纳副局长——有人在身后喊,轻轻敲门。

是办公室人员。

放桌子上吧。

她是例行送文件,有我分管的工作需要批阅签字。

 

2

 

第二天是星期六。休息的日子。父亲说姑姑的葬礼定在后天。我有点犹豫,明天就赶过去呢,还是后天再去?犹豫中,一种模糊的情绪左右着我,我知道自己在找借口,不想明天去。我不想过早见到姑姑。只想拖到最后一刻,和娘家人一起去做最后的送别。

整个下午我的心里都在撕扯一件事,究竟什么时候去姑姑家。就在这反复掂量的过程里,我渐渐地认清了一个事实,我其实不想早去,但是又觉得有点对不住姑姑,所以我一边犹豫,一边在心里寻找足够的理由来为自己开脱。不是我不想提前去陪陪你,你在这世上停留的最后时刻,我实在应该去陪陪的,可是我为什么不想去呢,我说不清楚,我看不懂自己的心,我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甚至幻想,临下班忽然接到通知,有什么会议在周末召开,单位需要我去参加。于是我就理直气壮地,不能推脱地去参加了,工作要紧,这理由端出去我娘家人都能接受,我自己也能原谅自己。

我盯着电话看,始终没有响。

办公室外响起各单位下班的脚步声。我听着一串一串的脚步,在白瓷地板上擦过,我感觉这声音就是逼着我而来的,有一个人,忽然就推开门,探进来一张怒气冲冲的脸,盯着我说,你为啥不去送我?这是你这辈子最后一回见我了,从今往后在这世上,你再不可能见到我了。

我听着同事们的脚步完全消失在楼梯口,整座市政大楼空下来了。

我看着窗口,在那里,光亮像一片薄纱,一寸一寸地往下褪,同时,就像有一双手,托浮着黑暗,让黑暗一点点往上来弥漫。

此刻的我肯定像一尾不小心搁浅的鱼,身边的水分一点一点枯竭,我眼睁睁看着自己一寸一寸陷入绝望,空气也变得狰狞,在丝丝地反吸着我的水分。我全身每一个细胞都在挣扎。收缩,挤压,疼痛,窒息。再喝不到水,我就会呼吸衰竭,全身枯萎,成为一尾死鱼。

要是有个人能说说话就好了,面对面说更好,在电话里也好,哪怕是不用声波交流,而是QQ、微信或者微博、邮箱等,隔着千里万里,只用文字和表情,也聊胜于无。

我拨打南京同学的电话,通了,但她没接,挂断了。说明她此刻实在忙。

还有谁能让我现在可以去打扰?

手指划着手机屏幕,把通讯录篦一遍,好像每个人都适合,又好像每个人都不适合。这个点,那些身处天南海北的,我的朋友们,肯定都踩着时间的关节,下班,回家,做饭,赴约,挣钱,幽会,杀人,抢劫,接孩子,做好事,拯救别人,破坏环境,看望老人……他们匆匆忙忙挤在各种交通工具之上,为不同的生计奔忙。此刻,他们谁适合被我揪出来,不咸不淡地说家常?

我放下手机,没有适合的人可以去打扰。

亲人呢。不是还有亲人吗。我在脑子里把那些和我有着不同血缘关系的面孔一张张放映,过滤,筛选。哥哥们,不行,他们继承了我父亲乃至我祖父的脾气,连表情、说话的口气、神态都是一样的,就像用一个模子一代一代地刻板套印出来的。他们的观点也和祖父、父亲惊人地一致。所以我和他们肯定说不到一起去。我都可以预料,现在他们一个个又惊又气,他们甚至可能会很愤怒地说,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为啥自杀哩,不是瞎折腾吗?

之外的亲人呢,好像更没有合适的。要是奶奶和母亲活着,说不定可以说一说,或者我趴在她们怀里哭上一场。但她们不在了,早就去了另一个世界。

那么我和谁说说话呢?

其实我什么都不多说,只说一句话,我告诉他(她),我姑姑纳兰花去世了,自杀的,刀片泡在血里。

找不到这样的人。

我拎着包回家。

夜里我睡在沙发上看电视。我喜欢不开灯,就坐在黑暗里,一边望着电视发呆,一边想心事。有时候就这样睡了过去。

儿子吃了一碗泡面就早早把自己反锁在自己房间里,说要看书做作业,其实玩电脑游戏呢,我心知肚明,但我觉得此刻实在没有力气去干涉。

我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就这样好好地睡着。电视里在演一部家庭伦理片,很熟悉的套路,一对清纯漂亮的青年男女在热恋,卿卿我我恩恩怨怨哭哭笑笑,琐碎而冗长,尤其两个人抱在一起啃嘴的时候,背景音乐夸张而煽情,灌满了耳道。

我不看画面,只是聆听,我希望能从这样的热闹里感受到一点温暖。哪怕是一点点。这就是我迷恋肥皂剧的主要原因,一大家子人围在一起过日子,柴米油盐,汤汤水水,虽然琐碎,但有一种日常的温暖。

音乐在耳道里奔跑,越来越大,像一股风在吹,仿佛要穿透鼓膜,蹿进鼓室,直到抵达大脑,冲毁听觉神经系统。

头很疼,太阳穴两侧鼓胀,似乎里面有大量气流在回旋,冲撞,想要突破,轰然而出。

这是多年以来形成的毛病,跟情绪有关,大夫建议好好调养,不能劳累,尽量别有大的情绪波动,保持心情愉快顺畅。

在市医院看头疼的时候,我遇上了姑姑纳兰花。我们都看神经外科。我们姑侄俩把一天时间花在了市医院。在排队等待拍片的时间里,我们说了很多话。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们姑侄俩这辈子说话最多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后来的这两年半当中,我们竟然再没有见过面。所以,我们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尽,说透彻,说深刻,现在想起来,只有那一次了。

我的病根子我清楚,是月子里遭下的罪,再加上后来闹离婚,病情加重了。她的病,其实她不说,我也是清楚的。

但是她说了,她说是憋出来的。

十天半个月,要么三五个月,忍忍都成,给你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你试试!

她当时盯着我的眼睛说。

那一刻,我忽然有种冷不防一脚踩进一个大泥坑的感觉,心惊,恐惧,但是还有一点忽然就突破了某种障碍的豁然,和喜悦。

我知道她说的是性,她自己的性生活。

长到这么大,我已经从最初的小姑娘长成一个成熟女性,我也早就有了自己的婚姻和性生活,甚至连怀孕生育都经历了,但是在姑姑面前,我忽然无比羞赧,有种身为处子,骤然撞见一幅性事画面的尴尬和无措。

我傻傻地听着,呆呆地坐着,这才感觉到医院的铁椅子这样冷,一种凌厉的冰凉在往骨髓深处渗。

我也是个女人呐。

她叹息一样地吐出这几个字。

然后我们就陷入了沉默。

我忽然有点遗憾,要是在家里,在夜晚,我们像小时候一样,睡在一面炕上,盖着被子,有黑暗盖脸,有一种神秘的诱惑在空气里弥漫,说不定我们的交谈就会更顺畅,更能放得开。在这人来人往语声嘈杂的环境里,不是敞开心扉说心底私密的场合。

但是姑姑似乎中了某种邪,她身不由己地想说,她自己都控制不住一样,她不管这场合适不适合,她把头靠在我肩头,她径直说起了这些年的婚姻和性史。

我不敢动,姑姑比我矮小单薄,她是小巧玲珑型女人,记得当年我和高中闺蜜偷看过她私藏的一本性杂志以后,我曾经望着姑姑的身影产生过一个幻想,她这样小巧精致的女人,如果由一个又高又大的男人抱起来双手举着,一步一步走向宽大松软的席梦思床,然后在柔和迷离的灯光下,一件件剥下身上的衣衫,包括乳罩和蕾丝花边内裤,然后露出一段雪白柔润的胴体。那是怎样的惊艳……我被自己的幻想蛊惑,一遍遍想,事后又陷入深深的自责,好奇和羞愧,像双刃剑一样扎着我的心。

姑姑是那种容易让人产生幻想的女人。当年我不明白,婚后我才恍然醒悟,当年的幻想不是我心理有问题,而是姑姑的体型,确实具备诱惑人产生想象的魔力。连我一个女人都这样,那些男人看姑姑的目光往往含着火,那就不难理解了。而姑父一遍遍吃醋,一遍遍打姑姑,想尽办法管束姑姑,似乎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姑姑这辈子究竟有过几个男人,说明白点,就是跟几个男人有过性关系。

话题在嗓子眼上打转转,泛上来又咽下去,咽下去又冒上来。我像吞咽口水一样吞咽着好奇。我心里很清楚,眼前的机会很珍贵,转瞬即逝,如果不趁着姑姑自己被一种奇怪的情绪支配,从而有些失控的此刻追问,错过去之后,很可能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会。

可是我问不出口啊。她是我的姑姑。长辈。我们之间差着辈分呢。除过这一层,还有另一层,就是年龄差距。我们不是同龄人,如果是同龄,很可能要好办一点。可我们之间差着一轮的岁数呢。我是她拉着手从学步开始人生之路的,都说长姐如母,我没有姐姐,母亲去世后,在我的内心里,姑姑所在的那个位置就是母亲。我难道能对着自己的母亲问出两辈人之间忌讳的话题?

传言中她是个随便的女人,和好多男人关系不清不楚。当然,这话都是从姑父嘴里说出来的。姑父一边质问,一边殴打,逼她说出在外头勾搭的野男人究竟是谁。或者,有时候他明确指出这个人是谁,连姓名都说得出来,那么这种状态下,他需要姑姑做的事情就是点头承认,她确实和这个张三、那个李四或者另外一个王麻子,有暧昧关系。

那时我还小,每当这一幕上演的时候,我躲在一边远远地看着,我不敢吭声,更不敢上前去解劝,我连大声呼吸的勇气都没有,只能装作自己是哑巴,又聋又哑,对身边正在发生的事情一概不知,我埋头学习,做完家庭作业,又开始一遍遍抄课文。事情隔三差五地重复,我的学习成绩一路直线往上攀升。

你说不说?是哪个驴日的嫖客?

姑父质问。

或者是另外一种审问套词。

你们的教导主任张有光,你们啥时节勾搭上?啥时节开始幽会?在哪里干那猪狗不如的事了?一共干了几回?是你先看上他的,还是他主动勾引你?说不说?

伴随着质问,还有皮带抽在身体上的啪啪声。

我一直都难以明白,为什么人的身体在牛皮裤带的抽打下,会发出那么响亮的声音,响亮得接近夸张,有种让人惊心动魄的惊恐。

有一次,他甚至问了一个让我一头雾水的问题,他问,李三郎和我,谁厉害?我们,谁大?

只有他一个人在问,在打,在悲叹,在愤怒,在喘息,在悲痛欲绝,在义愤填膺,在歇斯底里,在要死要活。

他像一个酷爱本职工作的警察,在审讯他的犯人,在动刑,在逼问口供。

他自导自演,像个孤胆英雄,在捍卫男子汉权威的大任面前孤独而勇往直前。

姑姑不吭声。刚开始那两年有时候还试图辩解,后来就慢慢不开口了,反正她知道咋解释都是错,解释得越多麻烦越多,她干脆懒得解释了。

我和姑姑姑父分开睡。我的房间里是一张干板床,为了隔潮,也为了绵软一点,姑姑给我买了一片海绵铺。夜里我在被窝里偷偷拿拳头捣海绵,海绵像姑姑的身体,绵软,无声,所有的拳打脚踢落上去,都像落在了棉花上,没有反弹,没有哭声,没有辩解,没有反抗。只有一种深沉的悲哀的力量,像水一样漫开,吸纳了所有的屈辱和毒打。

姑姑就是一块海绵。

姑姑的沉默让姑父更加疯狂,似乎这沉默是一种无声但是莫大的羞辱,像武林高手的无影拳,无声无息,但是一拳又一拳反击在姑父脸上。

姑父更加显得孤独,也更加愤怒,不回答,没反应,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他追问的都是事实,她无言以对,在铁证面前没法反驳,她确实是个到处勾搭男人的坏女人。

你就是个贱货。

姑父喘息着,丢下皮带,最后下了结论。

这结论我早听了无数遍。

我也知道,随着这句话出口,姑父的审问结束,他发泄够了,他累了,他也觉得没意思了。

日子回归到正常渠道。

“贱货”纳兰花走进卫生间去了。

她会待上几个钟头。

除非姑父内急到没法忍受,拿拳头擂门,她才会出来,不然我真怀疑她会一直待到第二天。

姑姑在卫生间做什么?

我不知道。

哭?听不到哭声,连压抑的抽泣都没有;洗,听不到水声。

那就是坐着发呆了。

我也试着发过呆,连五分钟都坚持不住,我宁可面对着书本一遍遍重复抄写枯燥的课文,也要比什么都不干枯坐发呆好。

姑父每次打姑姑的时候,我都恨不能把自己化作一只小小的虫子,钻进书本里,夹在书页间,哪怕是被夹死变成一只标本,我也愿意。

还有一种情况,姑父不打姑姑,但是姑姑在哭。

这样的情景我看到的不多,前后一共两回。但是留在大脑里的记忆,像刀子刻上去一样难以忘掉。少年的我以为,那肯定是比皮带抽打身体更严重的悲痛,不然挨打时不掉一滴眼泪的姑姑,为何会哭成那样?

我们坐在医院功能科楼道里等待做检查的那天,时光似乎专门给我们姑侄俩安排了一个空当,让我们有机会坐在一起,敞开心扉,说了这辈子最多的话。

我前后在姑姑身边生活很多年,小时候黏在她身后把她当妈,小学五年级开始和她住一个宿舍,到初中跟着她住进她家里,一直住到高中毕业。刨除小时候那几年,从住进姑父家开始算起,从初中到高中,前后六年时间,我们是在一起的。但是这六年里她跟我说过的话,从来没有像这一天一样多。

但是我们始终绕过了一个话题,那就是千禧年之夜寄出的那封信,和后面忽然中断的供给和联系。

 

3

 

其实最初的时候,一切都好好的。至少从表面看,我姑姑纳兰花和姑父张大为的结合算得上一桩美满的姻缘,说郎才女貌这个词好像有点滥俗,但用在这里最恰当不过,我记得姑姑的婚礼上,当场就有无数人禁不住出口赞叹。

身材玲珑面容洁白的姑姑,画着新娘妆,笑吟吟站在高大阳光的新郎身畔。依姑姑的矮个头,如果换了任何一个姿色稍微逊色点的女子,这一对男女就会有不搭配的遗憾,但姑姑弥补了这样的不足。站在新郎张大为身边的新娘子,显得落落大方,又小鸟依人,小巧的五官上闪着发自内心的甜笑,看得出她很幸福,幸福洋溢出来,像气泡一样弥散在整个婚礼礼堂,把在场的人都感染了。

这哪是一个乡下深山里长大的女孩呀,简直和大城市的姑娘没什么区别。

当时我小学五年级刚毕业,再过一个月就要去县城念初中。我坐在送亲的娘家人当中,我们一面嗑着瓜子,吃着宴席,一面用惊喜赞叹的目光打量这个以前从来没有见识过的豪华婚礼。等我们这支送亲队伍返回老家后,这场在县城邮电宾馆举办的时髦婚礼,就迅速传遍我们那个小山村。

我觉得自己都变得不一样了。在妇女们眼里,我好像也跟着沾了这场婚礼的光,我身上散发着某种耀眼的光泽。尤其大姑娘和小媳妇,最喜欢围着我,一遍遍询问婚礼的细节。我亲眼目睹了那个过程,所以我一点都不怕,倒是乐意为她们描述眼睛看到的那些场景。娶亲的小卧车,闪着黑明黑明的光,车前用稠子扎成大朵花形做装饰,车镜上挂着一串吹起来的彩色气球。

哎哎,小卧车坐上啥感觉?晕不晕?我听说那种车我们没坐惯的人坐上会晕的。

一个女子问。

我白她一眼。

我觉得这问题有点不上档次,太初级阶段了。

但我还是耐着心回答她。

不晕,咋能晕呢?小卧车又不是拖拉机!平稳得就是手里端一缸子水,不要盖盖儿,水都不洒!

其实我脸在偷偷发烧,我说谎了。

当时张家的娶亲队伍雇了一排溜儿车,数一数,哇,四辆,清一色黑卧车。一字长蛇阵从乡集市穿过,从拐进通往我们村的村道开始,就不停打摆子,筛糠。一路颠簸进村,然后一路筛糠出村。

九十年代初期的村道,完全是黄泥土路,一下雨就起泥,起泥后凸凹不平,一段一段像搓板,还时不时冒出来一个大坑。为了让娶亲顺利进行,我家提前派几个年轻人去维修了一下,太大的坑挖土垫一垫,太高的嘴嘴适当铲一铲,太窄的地方稍微往里头挖一下。修完路回来好几个人手上起了泡。没听到他们抱怨,爷爷笑呵呵的,说这是我们庄头一桩用小卧车娶亲的事,是给大家长面子的好事,所以大家辛苦点应该的……修路人里有我大姑父,堂巴巴,本家哥哥。爷爷将他们都安排进送亲队伍里,让大家平生头一回坐上了小卧车。

我当时就和姑姑坐一辆车。新娘子坐副驾座,我被大舅母抱在怀里。我们一起在搓板路上颠簸。司机留着我们村里绝对没有的长头发,模样像个流氓,说话也流里流气的,他扭麻花一样扭着方向盘,一会儿说这鬼地方,兔子不拉屎!一会儿说我的车呀,心疼死人了。一会儿望着姑姑笑,说晚上得好好给兄弟点个烟,今儿为你,兄弟这车回去得一次大保养。一会儿又扭头看我们,说你们这些妇女咋这么重,我的车都要压垮了。

我的大舅母、二奶奶、三姑姑、四嫂子,我们都是没见过世面的乡村妇女,头一回坐上小卧车,我们心里又喜悦,又忐忑,又愧疚,觉得真可能是自己太重,压得人家的车走不动路。

从我们村够到乡街道的沙子路,费了整整一个半钟头,等车轮忽然变得顺畅平稳下来,长发司机吐一口气,掏出一根烟吸上,吐出一串烟圈,说我的个乖乖,我大为哥从这深山沟里娶出你,真是花了血本呀——

我们也都揉着自己的肠子,长长地舒一口气,这一路真是把人的肠子都差点颠断了。

二奶奶捂着嘴差点吐了,四嫂子扶着头直喊晕。

我跟大家说了谎,我说坐小卧车一点都不晕,一点都不颠。我其实一开始没想过要说谎,谎话是嘴一张就自己冒出来的。既然已经冒出来了,我觉得再反过去纠正的话,就有点那个了,我干脆将错就错,反正大家的注意点也不在这里。

我给她们描述婚礼上的见闻。姑姑出门的时候其实没化妆,按习俗由送亲的三姑姑给她简单把头发挽起来苫上了红盖头,外面穿一身红色衣裤,这就是乡村当时最流行的新娘装了。但是车到县城,就分了路,拉我们的车直奔一个叫采薇新娘的地方,后面的车全部去了邮电宾馆。

采薇新娘的两个女人马上为姑姑上头,一头黑发梳顺,然后一股一股盘起来,最后像一盘成型的牛屎一样高高坐在头上,别了一圈的假花。脸上擦了白粉,画了黑眉,抹了淡红的脸颊,和深红的嘴皮。最后脱掉了我们家准备的新娘行装,换上一件又长又白的大裙子。

为这个白裙子我们娘家人和两个女人起了争执。

二奶奶提出大喜的日子穿不得白色。

其中一个体型富态圆润的女人说这是顾客早就看好定下的,就是这一款。

相持不下,时间一点点流逝。

最后姑父赶来了,迎门就问说好的一个半钟头,现在两个钟头咋还没拾掇完?

胖女人一脸不高兴,横一眼我们,说老封建,不同意穿白裙子。

呵呵呵。姑父笑了,给她赔笑,又给我大舅母二奶奶三姑姑四嫂子赔笑,说老一套,那些讲究都是老一套,在你们乡里还说得开,到我们城里不行啊,叫人笑话哩!大娘嫂子姐姐你们不知道,那么多亲戚朋友等着看新娘子呢,这要领出去一个乡里棒,我们一家人脸没地方戳啊——

兰花姑姑自己做了主,抢过裙子就换。

后来我知道了这裙子叫婚纱裙。

换上婚纱裙的兰花姑姑让在场的我们都看呆了。我们多年来一直见惯的是一个姑姑,出现在眼前的是另外一个姑姑。高跟鞋一下子让她高了一截子,把人撑起来了,纯白的纱裙衬托出一张白中透粉的脸,眉毛鼻子眼睛嘴唇等五官,立体而精妙,好像最优秀的雕刻师花费心血一刀一刀刻出来的。

连那个胖女人也绷不住发出了赞叹,真漂亮,小张你真有眼光。

我姑父张大为嘿嘿一笑,说那是,我媳妇嘛。

既然是这样的美,我二奶奶三姑姑等人也就不坚持了,我们一行人出门上车,开往婚礼现场。

车上三姑姑悄悄跟二奶奶嘀咕,说大喜的日子,穿一身白,叫人心里不踏实。

是人家县城人的讲究么——二奶奶轻拍三姑姑的胳膊。

我总觉得不好。

三姑姑不甘心。

好不好人家主家说了算,既然人家说这么穿,还有我们娘家人啥说的哩!

四嫂子忽然冒出来说。

本来悄悄说的话,被她这一嘀咕,就捅破了一层纸。

大家都不言语了。

我们乡村有个讲究,婚嫁上不穿白,白事才穿白戴孝,红事自然穿得越鲜艳越喜庆。这大婚的日子穿一袭惨白的长裙,还真是没见过。我知道这几位送亲的亲人中,真正疼兰花姑姑的,是三姑姑,她们是亲姊妹。她们姊妹离娘早,兰花姑姑念书那会儿,都是三姑姑一直给她烙馍馍做干粮缝衣裳做鞋子。

三姑姑担心穿白对妹妹以后的婚姻不好。

看着穿婚纱的姑姑像一朵盛开的白色花儿,我忽然觉得三姑姑的担忧真是村妇的无知心理在作祟,啥讲究嘛,都啥时代了,还计较这些。

当我给村里的妇女们转述婚礼的盛况时,我做了色彩的调换,把白裙子换成了一袭红裙。

其实细想,一个穿一身猩红长裙的小个头女人,头发上再别一圈儿大红的假花,胸口别着红色的胸花,脸蛋和嘴唇也是红的,这样的装扮真的好看吗?

不会好看,而且会叫县城人笑掉大牙,只有山里出来的土包子才会这么打扮吧。

但是我篡改后的讲述,没有人质疑,大家听得津津有味,有人还啧啧地赞叹,流露出朴素而真诚的艳羡。

念过书的女人就是命好啊,看看人家兰花子,那才是把叶子扬了么——最后半句完全是我们的方言,意思就是将人生炫耀到了极致——我查过字典,好歹查不出这“叶子”二字咋写,“扬”这个汉字的采用可能也不准确,因为用方言发出来是二声。

把我们孽障着活了个啥啊——她们继续,由赞叹转为感慨,我们就是一群睁眼瞎子,双手连个八字都不会写,出了门连个厕所都认不得——我静静听着,心里既喜悦得意,又怜悯同情。前者是为姑姑达到了一个全村的姑娘都难以达到的人生高度,后者是同情眼前这些姐妹们。她们确实看着让人心里怜惜,几乎没进过学校,好多人不会写自己的官名,年纪大点的媳妇,甚至没有正式的官名。户口本上那个象征身份的名字,也可能只是小名前面加了个父亲的姓氏而已。

姑姑盛大的婚礼和伴随着婚礼而产生的幸福,有多盛大,有多璀璨,有多值得回味咀嚼,其实我当时都还没有意识到。我只是觉得高兴,高兴得走路都哼着歌儿。我觉得姑姑的幸福辐射了我,照亮了我,在我们家所有人当中,我是受到恩惠最多的人,我也是最幸福的人。

姐妹们丝毫也不掩饰对我的羡慕。姑姑已经嫁出去了,姑姑的幸福她们只能听说,没有福气亲眼看到。她们啧啧一番以后,就把思绪拉回到眼前。有人看着我,说赛赛你也是有福气的女子,你学习好,还有一个端国家饭碗的姑姑,你肯定也能把书念成,也端上铁饭碗。那时节你肯定也能像你姑姑一样,嫁到县城里过好日子,都说鸡窝里飞出个金凤凰,我们庄里已经飞出去一个,后头就看你的了。

这话听得我面红心跳,心里热热的,觉得自己好像真的拥有了一个可以期待的美好前程,金光闪闪的就在不远处等着我呢。可是,我又觉得担忧,小学的时候姑姑供养过我,也带我和她一起吃住过,我沾了她的光。那都是姑姑还没嫁人之前。现在她已经是别人家一口人了,还能像过去一样爱护我吗?说实话我拿不准。就算姑姑疼我,姑父张大为呢,姑父家别的人呢,他们又不是我的亲人,凭什么会支持姑姑继续拉扯我?

不管怎么说,我姑姑兰花子一度成为我们村庄,甚至附近好多个村庄,姐妹们羡慕的对象,也成为年轻的母亲们教育自己女儿的活典范。

你看看人家兰花子,把书念成了,考上学,有了工作,找的男人是县城的,现在月月拿着工资,不愁吃不愁穿,风吹不着日晒不着,人家命大得很。

乡亲们谁都没有亲眼看到过我兰花姑姑具体过的日子,怎么个不愁吃不愁穿,又怎么个风吹不着日晒不着,他们其实是无从想象的,在他们有限的想象里,一个人一旦月月能领上固定的工资,那就是月月都有个麦子黄,注定能吃得饱穿得暖,不用一年四季在野外顶着风吹日晒下苦,那就是女人活着的最好境遇了。

在村里时,我跟大伙儿一样,我也认为姑姑这一去,从此像童话里的公主,过上了好得没法再好的日子。

而看到真实的情况,是在我住进姑姑家开始读初中以后。


......


刊于《民族文学》2018年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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