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伟林:贡王府的井

贡王府的井

◎ 韩伟林(蒙古族)


进得王府,抬头看到的是府门上的门匾,由左至右以蒙古、满、汉文分别上书“喀喇沁亲王府”,两扇紫红色大门钉有纵九横七计六十三颗门钉,这是清代亲王等级的象征。新的时代,不再有过去的威仪和繁文缛节,购了票,正如大门外引导牌上写的那样,每一位衣冠整洁者都可以进去。规定暖人,谁又不是含着敬意而来的呢?殿堂屋宇间穿梭,观看旧物,观赏勃勃萌发的新草旧树,历史的现场,于我过于盛大,其实我只是奔着一眼古井而来。朋友说,别看不起眼,有看头。

                        

 

喀喇沁亲王府始建于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先后有十二代喀喇沁右翼旗王爷在此袭政,而以最后一任王爷贡桑诺尔布闻名。想来再伟大的建筑,如果没有与之相伴的著名人物终究会是落寞的。蒙古喀喇沁部历史上一直游牧而生,居无定所,三次迁移,最先是在大宁一带驻牧,后来才有了现在这一固定的府第。很多人初次来此观瞻为的是看看贡桑诺尔布的时代和他的生活,感受慢时代的一切丰富,但贡桑诺尔布之于后世的意义,还真不限于这一北靠柏山,南临锡伯河,内蒙古地区现存年代悠久、等级最高的宏大建筑群,整个近代漠南蒙古的发展都与这个名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朝为了完全征服蒙古,一则要很好地依靠守卫广阔之地的威武力量,再则“分建以分其力,崇释以制其生”的政策如凋叶之下的细流,也要放任漫溢,四分五裂的漠南、漠北及漠西蒙古诸部,被划分成百十来个旗及若干个盟,统统加以王封,互不统属,互相不能走动,且蒙古族人不能参加应试科举,不能学习汉文和汉族交往,这样的禁令多到不能枚举,是为“分其力”。“崇释”就是建更多的庙,推广喇嘛教,强令蒙古家庭充当喇嘛,三丁抽一或户出一丁。清末内蒙古有寺庙一千六百多座,喇嘛大约有十万之众,十个男人中差不多四个是红袍飘飘的喇嘛,人口谈何增长,“制其生”非常成功。当然,历任喀喇沁王爷不会感觉多少不快,作为成吉思汗开国功臣“四狗”之一者勒蔑的后裔,自第十四世苏布地在天聪二年(1628年)归附后金,成为喀喇沁部第一任首领始,清廷“北不断亲”多次把公主下嫁过来,喀喇沁部三百余年保有了一贯的权势和荣华富贵。《清史稿·藩部传一》记载:“喀喇沁部,在喜峰口外,至京师七百六十里。东西距五百里,南北距四百五十里。东土默特及敖汉,西察哈尔正蓝旗牧厂,南盛京边墙,北翁牛特。”其中喀喇沁右翼旗最为辽阔。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这一年二十七岁的贡桑诺尔布被清廷册封为喀喇沁右翼旗札萨克多罗杜棱郡王,人们开始习惯称他为贡王。贡桑诺尔布承袭王位后,做的头一件大事就是革除父亲时代的旧制,停用其父耗费巨资修建的戏楼,停止歌舞娱乐,将戏班弟子和府内二十岁以上的婢女遣送回家,使他们得到自由。改税收为定额制,减轻属民负担,废除跪拜礼,提倡鞠躬礼。鼓励新式结婚,凡按新礼者,他特地在红纸上题“文明结婚”几个大字,差人送去以示庆贺和提倡。据说管旗副章京海山是劝说贡桑诺尔布实行新政的倡导者之一,想必正合王意,风未到,贡桑诺尔布已经感知到了远处的徐徐悸动。

喀喇沁亲王府,人们习惯称之为贡王府,南北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为大堂、二堂、回事厅、议事厅和承庆楼,每座正堂两侧各有配房,五进院落均有东西厢房。百闻不如一见,苍松古柏,幽雅恬静,对于初到的人,真可以用眼花缭乱来形容了。转身又一想,当今的人们什么没有听过见过,这些还真不算什么新鲜,贡王府有银安殿,北京故宫还有皇帝的金銮殿,更高大威严,建筑的魅力从来依附于人,知名建筑背后必然有故事有文化,否则看它何用,无非一堆码放整齐的漂亮砖石而已。大家络绎不绝地来到贡王府,来到中国清代蒙古王爷博物馆,也就是喀喇沁亲王府博物馆,更多的是奔着蒙古族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改革家贡桑诺尔布而来。他,何以在茫茫暮色中的看到民族的危亡,何以就能够站在高处振臂一呼?这一话题好大,本是作为游客的我无法承受之重,但是走进去,又由不得不去想。

 

 

很多人说,贡桑诺尔布最重要的贡献是兴办学校和办实业,有贡桑诺尔布给清廷的奏折,有学堂的课程表、成绩单,还有保留下来的学生毕业证书为证。初始,我在院中本聆听到了旧日的声音,日子斑驳,百灵低鸣孩童欢笑,匆匆的是下人的脚步,王爷和福晋在悠悠踱步。一闪,进了他的居室竹友斋,却是另一番景象。贡桑诺尔布身着庄重华丽朝服或总裁威武行头,面目和善、若有所思的照片悬挂当中,有贡桑诺尔布夫妇与一身和服的日本教师河原操子、鸟居龙藏的照片,有他创办的三个学堂师生们的合影。梳着长辫子的学生在国外的海滩嬉戏玩耍,想想真是一幅有意思的留影,塞外牧村的穷孩子,在外面的广阔天地快乐地吸纳阳光雨露,高声欢歌,与世界相拥,我仿佛看到了那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那是呐喊,劲风,也是灵光。

王府曾经执行公务作为居室的房屋大多成了陈列室,展示着一个个贡桑诺尔布时期的文物,印信,公案,床榻,橱柜,刀剑,铠甲,马镫,头盔,箭弩,火枪,桌椅,车轿,壶杯茶具,古玩书画,佛教法器,这些原物说来原本都已散失,王府作为旧时代的腐朽之物荒废日久,待到重新修缮,人们才从公家单位和平常人家征集了一些旧物,有贡桑诺尔布整理出版的他父亲的诗集,有他为王府图书馆购置的《古今图书集成》《佩文韵府》等大部头藏书,有他的手书诗稿影印件,最珍贵的当属两方硕大的寿山石篆字印章“世守漠南”“喀喇沁王之宝”,是乾隆皇帝的御赐之物。也有天南海北仰慕贡桑诺尔布的人主动捐献过来的,当然展示的大多不是什么稀奇之物,贵重的当年都被贡王变卖用于办学之需。这些有过温度的物品,贡桑诺尔布把玩过走过神,但最终被遗忘舍弃于一边,他憋着一股劲,蒙古民族想要生存,非要兴办学校,培养有作为的青年,赶上时代脚步不可。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月,贡桑诺尔布上书清廷“要求训练新军”,清廷批复“就现有兵力,进行训练”。第二年,通过清廷的大红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介绍,贡桑诺尔布聘请到了原保定武备学堂毕业生周春芳为教官,他们同乘一辆马车从北京回到喀喇沁右翼旗,选拔青年对王府卫兵进行整编,北洋新军的教范和操典确实大不一样,后来这支新军在保卫治安、剿灭土匪的行动中打出了威风。王府在多年前还有从征之役,但自亲王僧格林沁领蒙古箭丁抗击英法联军于大沽、天津,次年在山东曹州被捻军围歼始,清政府的军权渐次由湘、淮军曾国藩、李鸿章统领,湘、淮军扩充士兵仅在内地,蒙古各旗也就再无从征之举了。喀喇沁右翼旗还算不弃旧习,每年在春天到来之时或秋后,王府上下总会热热闹闹,那是他们在做行围采猎的准备,含有不忘记从前的军征武备的意思。王旗驻地西伯格川,俗称东围场,与木兰围场紧相毗邻,山峻林密,野兽时常出没,虎、豹、熊、狼、野猪特别多,尤其老虎凶猛非常,时常伤人伤毙牲畜,所以在喀喇沁右翼旗还保留有虎围官制,这是由当年乾隆到木兰围场围猎之时,喀喇沁右翼旗奉旨领受六十杆虎枪,管理三旗虎枪营事务保留下来的遗风。虎围出发前,由王府家庙的喇嘛念经大壮声势。一次,寻踪队牵着一只大肥狗上山,人员全部撤下山,拴在大树上的狗号叫不止,正好引得老虎过去撕咬吃净,第二天待老虎在附近吃饱酣睡之际,寻踪队根据点点桃花虎迹,立即报告王爷准确地点,围猎者如冒险探敌,彼此互通暗号,各加警戒,战战兢兢围堵过去,看到虎先看毛色再分辨雌雄,雌的性柔而狡猾,不易制服,雄的性刚猛而气大,却是容易捕获。惊动的老虎咆哮跃起,虎围队员早已将枪之柄端插入地面,右脚踏住,左脚向前弓起,两手紧握枪柄,枪头向前等候,借老虎落下之势,将枪头递入虎口,枪头正好从其舌根刺入脑间,此时要其前爪不能着地,防备两只前爪相拍,一拍则枪柄断裂,前爪落地不知要伤害多少人,说时迟那里快,枪头入虎口之际,两旁的炮手立即开枪击毙老虎。之后大喊:汗山之主赐予无疆。这是古语,也是流传下来的习俗。在贡王府还有当年硕果仅存的花斑虎皮一张,可作为久远消逝之物的一番回味。

贡桑诺尔布酝酿日久的大事开始了。“协助国家使民众习文习武”,是其美好的初衷,1902年岁尾,王府西侧的一座院落修缮一新作为校舍,准备已久的学堂开学了。开学典礼隆重热烈,贡桑诺尔布站起来激动地说:“我身为王爵,位极人臣,养尊处优,可以说没有什么不如意的事。可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高兴,因为我亲眼看到我的旗民子弟入了学堂,受到教育,将来每个人都会担负起恢复成吉思汗伟业的责任。”之后当场写了“崇文尚武无非赖尔多士,正风移俗是所望于群公”的楹联悬挂在学堂正厅的明柱,“崇正学堂”由此得名。第一批学生由原来官员们的子弟十数人和王府青年随员组成,加上王府的义学并入。旗民还在懵懂,不解贡王的良苦用心,不知送孩子上学有什么用处。新式学堂开起来了,办得颇费周折,在贡王的想象里这还远远不够,他想去外面看看。日本只是一个东海岛国,数十年间比大清国这样一个大国还要强盛,和西方列强并驾齐驱,他早就想去看个究竟,于是这位勇敢的王爷带着随员秘密轮渡到了日本,他觉得冒险是值得的。日本的维新政治、振兴教育、发展工业、充实军备等等许多方面都是可以拿来效仿的。朝廷的大事他无能为力,旗政他还是说了算的。回到旗内,他马上召集官员讨论增设军事学堂、女子学堂的议案,公布训令。他的心情是急迫的,“仰全旗民众,善体此意,务将学龄幼女以及同等文化水平之青年,限期送至本札萨克衙门,以便分别送入女子及军事学堂学习为要。毋负本王之满腔热忱。”军事训练的动静大,他将守正武学堂设在了远一些的王府西大沟门旧邸,当年清廷官办的《东方杂志》详尽地作了报道:“……又自京城领到曼里夏新枪五百杆及药弹、操衣、皮靴、皮带、药囊、书籍、地图、仪器等件,运至府第。另有蒙古抽选少壮子弟五百人,亦由该堂中日教习授以日本操法。”从这些报道可知,聘请日本教师,操演军事并非什么秘密之举。此时,请来的日本河原操子教师和当朝状元的女儿徐小姐二人也到了王府,她们将成为蒙古族最早的女子教育——毓正女学堂的教习,而校务由贡桑诺尔布的福晋亲自主持。为了发动女童入学,王府内的侍女、官员的女儿、王妹兰珍都被招收入学,以示垂范。贡王下令招募学龄儿童,还是不见有多少人送来孩子入学,人们吓破了胆,误会美意,他的耳边嗡嗡作响的还是一些听起来幼稚好笑的谣传,说什么“学堂和天主教堂没有什么区别”,“王爷去日本借用债款无法偿还,要送童男童女五百人去日本还债,去则挖目剖心,用做照相材料”等等,于是人心惶惶,东南半边旗民一时蠢蠢欲动,倒房卖地,欲向北逃跑避祸,贡王听了没有生气反倒笃定了主意。麻木是一种重疾,现在已到了必须医治的地步。他差人开导并禁止旗民走出旗境,却只听得柴门外的狗叫个不停,无果,派员去通往北部的要道拦阻,追回八百余户,而由其他道路逃出去的五百余户没有能够追回来。造谣生事受到极大损失的还是无知的旗民,出走者失家丧产流落他乡,被追回来的,房屋已经典当,无家可归。贡桑诺尔布手书一道令:“今后对于送来学生的人户,免去户税,并且在他家门首悬挂解除赋役的特许木牌,以资奖励。”这样,封闭的人心才渐渐敞亮,小小的长衫马褂破衣裳们陆续坐到了完全免费的新式学堂,北京城新式师范毕业的教员等着他们,校长贡桑诺尔布和福晋微笑着等着他们。各色人等聚到一起闹出了不少笑话,就说授课,开始河原操子说的日语由大福晋及福晋用汉话译成蒙古语,所幸河原教习很快掌握了汉语,以后很少在翻译上耽搁太多时间。所以但凡从这里毕业的学生,蒙古、汉、日语都是样样精通的。

崇正学堂、守正武学堂和毓正女学堂,贡王创办的三个学堂开启蒙古民族教育之先河,就像浊世里难得的一眼深井,打捞出来的是人们被滋润了的心田。当年,皇帝收到奏报亦深为嘉许,御书“牖迪蒙疆”“壶教畅明”匾额不远千里被一一迎送而来,高高挂在了学堂之上。贡桑诺尔布这位有胆有识的王爷,可以说与漠南蒙古特别是东蒙古的近代化深深联系在了一起。清代的内蒙古地区,并不是一个单独的地方行政区划,而是各盟旗分受北部和东北边疆的五六个将军都统兼辖统摄,实行的是蒙、汉分割统治政策,“民国”建立后内蒙古盟旗向分属各省(特别区)直接管辖过渡,而以旗为单位的分立隔绝状况并无多少改变。在种种困境交织下做事,难度真是非常人所能够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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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民族文学》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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