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莉:人说爱情好风光


金仁顺,1970年生,现居长春。著有长篇小说《春香》,中短篇小说集《桃花》《松树镇》《僧舞》、散文集《白如百合》《失意纪念馆》《时光的化骨绵掌》等,编剧电影《绿茶》《时尚先生》《基隆》、舞台剧《他人》《良宵》《画皮》等。曾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林斤澜短篇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小说选刊奖、人民文学奖等。

“金仁顺的不同在于,她把爱情写得干燥、透明,让人想到古典主义爱情小说,想到那些像解剖家一样的书写者们。这也是金仁顺的魅力:冷静、克制、不动声色,拥有一颗艺术但不迷狂的心。

金仁顺的情感小说代表了新一代作家对爱情的重新书写和认识:爱情不是拯救一个人的神话,也不是庸俗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世界上本没有爱情,其实也没有什么风景,只是因为有了取景器,我们眼中的一切才变得意味深长。”

爱情是小说家金仁顺认识世界的一种路径。她擅长捕捉刹那间的情感。虽然写得细腻、敏感,但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女性情感小说相去甚远,这是一个有强大主体性的写作者,她的笔下,女性虽然柔软但也坚韧,她们并不呼天抢地、愤愤不平。因而,金仁顺的人物面对背叛和伤害时并非不堪一击。在爱情中,女性绝不扮演那个受伤者,而这种受伤者和控诉者形象在金仁顺前辈那一代女作家那里却常常出现。与其说女性在爱情或婚姻中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不如说是新一代女性写作者看待爱情的方式和对世界的理解发生了整体意义上的转变。

我喜欢她在2007年发表的三部小说,《彼此》《桔梗谣》《云雀》。她将一种节制而冷俏的写作气质发展到了一个高度。她像拿着手术刀的医生一样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以爱情为切口,举重若轻地切入男女关系,也切入了人与人之间的最本质关系。

《桔梗谣》中忠赫与秀茶是青梅竹马,但未能结成夫妻。虽然各自有家,但内心里共有一曲桔梗谣。这一对朝鲜族老人,情感是内敛的、羞涩的,也是情深谊长的,那是长长久久的爱情。像梧桐里透出斑斓的阳光一样,小说写得疏密有致,她将爱情写得美好明亮,具有生命力,一反此类文学作品中出现的灰暗和苦情。小说结尾,昔日情人和妻子相见,也算得上相见甚欢了。这当中有来自小说家最为良善的祝福。

忠赫回到桌边儿,秀茶和春吉脸红扑扑地跟着唱:“白色桔梗花啊紫色桔梗花。”唱完后两人搂在一起,咬着对方耳朵说着什么,春吉边笑边指着酒杯冲女儿叫:“倒满倒满。”

女儿给她们倒上酒,扭头冲忠赫做了个鬼脸,说:“她们已经约定了五十件事儿了,要去给奶奶上坟,要回朝阳川豆腐房做一次豆腐,要摘梨,还要在明年春天的时候去看梨花……”

《云雀》则是一个女大学生与韩国中年男人的情感际遇,事实上,春风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二奶”。男性年纪大一些,历尽沧桑,女性的身体年轻、纯洁、健康。女性看重的并不只是钱,还有年长男性的宽容和温和,虽然感情是婚姻外的,但人的压力更小更自在。小说写得纯粹。小说家显然更想突显的是他们作为人的刹那相遇,这恐怕也是她虚写人物的生活背景,放大人与人交往细节的用意所在。

在金仁顺那里,爱情是测试世间一切关系的化学试纸。萍水相逢的人因为有它而变得亲密无间,但爱情也有破坏力,破坏姐妹情谊、母女情谊,甚至不惜破坏爱情本身。另一部小说《桃花》写的便是母女之间情谊的虚妄。男人成为她们之间最大的障碍。母亲习惯性地剥夺着女儿的爱人,或试图夺走可能与女儿发生情感关系的所有男人,这具有某种象喻色彩。但小说家没有将母女之间的关系写得具有戏剧性,克制是她书写的美德,即使是最后女儿将刀子捅向母亲,她也保持了一以贯之的冷静。

最令人感慨的是《彼此》,这里有婚姻的背叛、情感的背叛和习惯性出轨。但是,你也会觉得,这些关系中并不存在真正的受害者。小说中,丈夫郑昊婚前的背叛是黎亚非婚姻的噩梦,而那个女人说出的秘密成为他们婚姻关系中永远的阴影。

“昨天郑昊一整天都呆在我的床上,我们做了五次,算是对我们过去五年恋情的告别演出。”那个女人的手搁在黎亚非的肩头,随着她的话,她的手指很有节奏地敲击着,“从今天开始,他归你了。”

黎亚非不能原谅郑昊,其后婚姻一直处于冷战中。但是,当她离婚准备再婚时,一个荒诞场景出现了。郑昊来看即将成为新娘的她。“黎亚非拿了盒纸巾过去,抽了几张递给郑昊,他伸出手,没拿纸巾,却把她的手腕攥住了,黎亚非说不清楚,是他把她拉进怀里的,还是她自己主动扑进他怀里的。”

现任丈夫周祥生发现了黎亚非和郑昊的不堪。于是就有了小说的结尾,他和黎亚非在婚礼上接吻,“他们的嘴唇都是冰凉的。”曾遭背叛的最终成为了背叛者,黎亚非最终是否理解郑昊当初的背叛,或者,成为郑昊那样的人?而周祥生会不会成为另一个黎亚非?以“彼此”为题,小说最终呈现了人类关系的复杂性:“彼此彼此”,或者,“此即是彼,彼即是此”。

这就是残酷的爱情之景。这就是残酷的情感深渊。金仁顺不动声色地勾勒的是一个我们很不情愿看到、但又事实上存在的黑洞。你很难在道德层面上去理解它。但正是不能在道德层面上理解,小说意义才得以显现。爱情是什么呢?爱情是内分泌的产物,因而,在通常的爱情小说中,少不了鼻涕和眼泪,湿润是它的美丽所在,这也是大部分爱情作品都写得潮湿的原因,那里混杂着汗水、眼泪、鼻涕以及不知名的液体。

金仁顺小说的不同在于,她把一种爱情写得干燥、透明,让人想到古典主义爱情小说,想到那些像解剖家一样的书写者们——他们绝不允许自己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乞求、哭泣的,他们冷静而理智,他们要在写作中保持艺术的尊严。他们将爱情当作一种人际、一种状态。这也是金仁顺的魅力:冷静、克制、不动声色,拥有一颗艺术但不迷狂的心。由此,她解剖人与人关系的美好和黑暗。她的小说注定是好看的,这些小说像阳光下的蝉之双翼,纹路复杂但又纤毫毕现。是的,我们不仅仅能看到纹路,还能透过细密的纹路想象出它振翅高飞的样子。

那是作为风光的爱情,那是作为人际关系的爱情,而不是作为信仰的爱情。说到底,她书写的是微小而又深悠的人际。她的小说也总会有意外和辗转,有如一个人在光滑的地板上突然滑到、摔伤;或谈笑间身后有把匕首凸现;温和的调子里突然闪现寒光、冷峭以及冰凉。这是属于金仁顺小说的美妙。

在这个讲究写什么的时代潮流里,金仁顺是那个逆潮流的写作者,她仿佛从不曾被所谓的写作潮流沾过身。写什么对她来说显然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写得如何。

金仁顺的情感小说代表了新一代作家对爱情的重新书写和认识:爱情不是拯救一个人的神话,也不是庸俗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世界上本没有爱情,世界上其实也没有什么风景,只是因为有了取景器,我们眼中的一切才变得意味深长。在爱情肥皂剧盛行的时代,在爱情消费主义时代里,在一切以资本为是的时代里,这个沉默的冷静的写作者,创造出了属于她的爱情风景,抵达了爱情背后或温暖凛冽,或残酷破败,或无可奈何的人性风光。由此,金仁顺创造出了属于她的文学世界。

■创作谈

骨感而又诗意

□金仁顺

短篇小说不像长篇小说,有足够的篇幅去描绘、复制生活。阔大如天地,浩瀚若江河,细密处又如工笔、微雕,多少幽微的心思,都可以细细描摹、抒情。短篇小说天生拮据,不敢大手大脚,怕动作大了放得出去收不回来;又不能小里小气,因为没那个空间时间描微画末。

短篇小说是骨感的。

有“骨”字打底,意味着短篇小说故事短则短矣,在内部结构上面却是完整、精到的,甚至经常超出读者预期的复式或多声部故事。那些深入人心的短篇佳作,复式故事的最终揭秘,通常是主线故事行到水穷处,柳暗花明的结尾;另一些优秀作品则是双兔傍地走,直面写作中的困难,这无疑是把布局和结构的难度又提高了一个阶梯。

爱尔兰作家威廉·特雷弗有个短篇小说叫《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钢琴调音师是个盲人,他先后有两个妻子,她们差不多同时爱上了他,他选择了一个,这位妻子把他变成了钢琴调音师以及酒吧小提琴演奏家,第一位妻子不厌其烦为他描绘东家长西家短,她是个相当好的口语作家,工笔画般地把生活中的一切描述给丈夫听,丈夫活得相当笃定,认为自己了解的世界跟妻子一样多。这位擅于描述的妻子病逝了。当年爱慕他的另一个女人一生未嫁,在她的情敌亡故后,她得到机会,成了钢琴调音师的妻子。经过一段时间后,应盲人丈夫的要求,她开始为钢琴调音师描述生活中的一切。如同她在日常生活中逐渐颠覆了前任妻子的一切,她的描述也颠覆了钢琴调音师原来认定的世界,钢琴调音师的爸爸并不“瘦得跟条猎狗似的”,而是“一张壮实的脸”;山的颜色不再是“烟一般的淡蓝”,而是“勿忘我那样的蓝”,钢琴师时过30多年,才知道自己的第一任妻子“衣着邋遢”,“灰发乱糟糟地散在肩膀上,背还有点儿驼”;钢琴调音师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没有从第一个那里抽离出来,也没有从第二个这里离开”,而他的两个女人,前任妻子赢了开局,度过了更为美好的岁月;后任妻子赢了结局,因为生者总是赢家。

这篇小说里罗列的人生故事,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意义,既硬朗又诗意,其深刻和悲悯并不输于一部长篇小说。

说到诗意,不能说它是短篇小说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它的确是不容易完成的。依短篇小说的篇幅,这一亩三分地,粮食和蔬菜是不可或缺的,二者以外,还要有梧桐和玫瑰,这就是奢侈了。

同样举爱尔兰作家为例。科尔姆·托宾在短篇小说里面的随意和挥洒令人震惊,他给读者的感觉常常是失控的、不知所云的,比如他的短篇小说《空荡荡的家》,一个游子保留着自己在老家的房子,很少回去,但这所房子于他却是不可或缺的。托宾漫不经心地描写家的样子,结构、形状、颜色、家具,以及周围环境、环境里面的三五个人。他描写散步的感觉,从海滩拣回家里的石头,从望远镜里看到海时的震撼,“数英里外的波涛。它们百折不挠,一往无前的孤独”,“大海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一场搏斗,在这场搏斗面前,一切都无关紧要。波涛就像人类在那里开战,充满斗志,神魂、命运,始终对自己的美一清二楚”。

别以为科尔姆·托宾任性胡来,事实上,他对自己短篇小说的骨架一清二楚。他形散而神不散的描摹,在小说的最后显出力量,“我们在《空荡荡的家》中遇到许多人,也无法逃避从家乡呼啸而来的、凛冽的风。他们重访出生地,体会回归的愉悦,发现记忆与残酷现实之间巨大差异的震惊,但又心知自己远走他乡的所有原因。”《纽约时报》的评论如是说。这篇小说可以充分印证王安忆的那句话:“短篇小说的活力并不取决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

王安忆还有另外一句话,“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这句话很容易让初学写作的人呆怔在原地,进而丢盔卸甲,落荒而逃;即使是对那些写过几十篇甚至几百篇短篇小说的人,一部新短篇的写作,也常常让他们手足无措,有几个人敢说,自己一伸手就能抓到精灵?

刊于《文艺报》2017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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